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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中國特色古代小說史重寫的三條路徑

      2024-02-02 09:21 來源:光明日報

        二十世紀初,經魯迅、胡適、鄭振鐸等民國學人不懈探索,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得以成為專學。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一經問世,便廣受學界矚目,影響深遠。不僅兩岸三地后輩學人競相模仿,亦引發海外學術名宿熱烈討論。自魯迅以降近百年,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雖成果豐碩、各有特色,而整體框架和研究思路都師法魯迅??梢哉f,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仍處于“魯迅時代”。

        八十年代以來,“重寫文學史”儼然成為文學研究的新風向。“重寫文學史”旨在“補遺”,重新審視、評估已有的文學觀念或結論。受此影響,研究者萌生了“重寫小說史”、走出“魯迅時代”的想法?;仡欞斞傅墓判≌f研究,不難發現學術來源的多樣性。一方面,《中國小說史略》繼承了明、清兩代學術遺產。另一方面,魯迅小說史植根于西學東漸、新文化運動的時代背景下,深受西方文學理論影響,具有鮮明而深刻的時代性。時代的浪潮一旦褪去,后來者便能發現,有待商榷之處不少。試舉一例?!吨袊≌f史略》受西方敘事文學理論影響較深,以敘事文學之“小說”為標準衡量、評價中國古代小說,以小說敘事手法成熟與否作為小說文學性高下的評判依據,一定程度上背離了古代小說發展的實際情況。

        因此,“重寫小說史”絕非一時心血來潮,而是學術演進的必然要求。新文獻、新材料的不斷發現、整理,也使“重寫小說史”成為可能。文學、文本研究的深入、細化,使“重寫小說史”變得可行。新范式、跨學科研究的引入、交融,使“重寫小說史”更具有價值。以上三條路徑,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。

        首先是新文獻、新材料的發現、整理。文獻之“新”,實有兩層含義。一是發現新文獻,包括新的小說作品、未見收錄的新版本、新的小說史料,彌補了小說史寫作中缺失的環節。二是對舊文獻的新解讀,于已有材料見新意。先說前者。實際上,二十世紀初古代小說研究甫成專學,就面臨文獻不足的窘境。鄭振鐸嘆曰:“小說戲曲,更是國內圖書館不注意的東西,所以要靠幾個國內圖書館來研究中國的小說戲曲,結果只有失望。”(鄭振鐸:《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》)小說、戲曲文獻不足,概因文獻留存的不完整性。小說向來被視為“小道”,本就處于邊緣地位,得不到重視。與詩文相較,小說寫作具有一定隨意性,騁才炫博、打發時間,作品常常得不到妥善保管,多有佚失。到了明、清兩代,創作小說有時還能招致禍端,作者不得不改名換姓,部分信息亦脫落難尋。久之,許多小說難辨作者、版本。遑論收集、刊刻、評點、閱讀,每一個環節都可能造成小說文獻的不完整。小說文獻的缺失,導致小說文本的割裂與混亂,給解讀古代小說、評估其文學性帶來了不少困難。新文獻、新材料的發現,彌補了上述缺失、不足,使小說研究更具有說服力。

        具體而言,新文獻的發現對“重寫小說史”有兩重意義。第一,重溯古代小說的源頭。放馬灘、清華簡、上博簡等出土文獻的發現、整理,促使研究者思考古代小說的本源。李學勤先生認為放馬灘秦簡“有志怪的性質”,要為確論。有學者更進一步,將放馬灘志怪視為“志怪小說的嚆矢”,彌補了秦代志怪的空白。如是解讀放馬灘志怪,是重溯古小說源頭的一種嘗試。對清華簡的釋讀也有類似情況。舉例來說,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第三冊第八篇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,有研究者從人物關系、故事情節、語言運用、文學功能四個角度,認為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大體符合虛構故事基本特點,而且還初步具備了文學小說的特征,由此認定簡帛內容屬于小說,“有可能改寫先秦無小說的觀念。”此論引發了激烈討論,無論是否成立,都反映出學人追溯古代小說源頭的努力。第二,填補了小說史的“縫隙”,使“重寫小說史”成為可能。小說文獻的闕如,使小說史的許多環節缺乏必要的支撐。新文獻的發現,完善了小說史敘述缺失的邏輯鏈條,使立論更加嚴謹可信。上世紀初敦煌千佛洞發現了兩萬余卷的藏書,經學者整理出俗講、變文、話本、故事賦等多樣文類。俗講、變文的出現,一方面展現了活躍于中下層群體間的小說創作,使研究者得以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及精神世界。另一方面,俗講、變文意味著一種不同于文言小說的文體形態開始形成,盡管不成熟,仍可以視為白話小說的先聲。如此一來,由唐入宋、由文言向白話,既往小說史寫作當中空缺的部分,得到了補充。北大漢簡《妄稽》的發現,為漢代小說研究補充了新的文獻依據。從內容上看,《妄稽》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。從語言上看,《妄稽》與說唱活動有密切關系。俗賦的出土,說明漢代小說發展進程遠較小說史敘述復雜。漢代俗賦的民間性、娛樂性,似乎與后代史傳記錄的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”“聽一枝花話”一脈相承,勾勒出民間說唱文學演進的線索,提醒研究者留心口頭文學、說唱文學與古代小說的承繼關系。上述新材料的發現,反映了古代小說發展絕非線性的進化,具有多元性。這正是“重寫小說史”,反思小說進化論的意義所在。

        當然,“重寫小說史”不能依賴于小說文獻的新發現。小說史的更新,更需要從已有文獻中尋覓新意。這便要求研究者抱持問題意識,沉潛到文本當中,細讀文本。舉例來說,《西游記》的主題。魯迅、胡適認為《西游記》系“游戲之作”。因魯迅、胡適巨人般的存在,“游戲之作”的觀點很快成為定論。明清兩代“證道之書”的觀點遭到摒棄,后又被“農民起義”“反抗封建”所取代。直到很晚近,學界才重新審視“證道之書”的合理性。學者仔細爬梳文本,發現許多能夠支持“證道之書”的論據,如車遲國虎力、鹿力、羊力大仙,悟空與須菩提師徒名稱的由來,說明《西游記》與全真教的緊密聯系。如果不是諳熟文本,就很難發現上述細密之處。

        以上所述,系文獻之“新”的雙重含義。盡管文獻整理有其極限,面臨重重困難,小說文獻學仍不失為“重寫小說史”的基礎。對文獻的持續關注,既是小說研究者的基本素養,也能夠引發對什么是中國古代小說、如何認識古代小說的思考。

        其次,文學研究的深入,使“重寫小說史”具有可行性。20世紀80年代以來,思想解放為小說研究注入新的活力。無論是文學的內部研究還是外部研究,都受到新思想的影響,呈現出新的面貌。新的古代小說史著作大量涌現,有的是通史,有的是斷代史、專門史。經過實踐,新一代學者漸漸意識到魯迅小說史的時代性,“重寫小說史”開始成為新一代學者的共識。方法論的更新,打開了古代小說研究的學術視野。很多既往研究忽視的、不被視為“問題”的問題,受到矚目。學界開始檢討、反思魯迅的文學觀、小說觀,提出魯迅小說史深受文學進化論影響,將文學體裁視為生物體,同樣經歷著萌芽、生長、開花、成熟、僵化以致最后衰亡的全過程。具體到古代小說研究,志怪小說是中國小說發展的萌芽,傳奇是中國小說發展的生長階段,明清白話小說是古代小說發展的高峰。古代小說的演進,是由低級向高級、粗糙向精致,簡單到復雜的線性過程。如前所述,魯迅、胡適這一代學人,意欲以小說開啟民智。“小說界革命”,將小說、戲曲的地位提高到詩文之上,又將通俗易懂的白話小說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實際是希望借小說影響大眾。作為救亡圖存的嘗試,體現了魯迅等前輩的良苦用心。一旦脫離特定時代背景,結合上世紀以來出土的新文獻,能夠發現古代小說絕非單一、線性發展。如果推翻小說進化論的文學觀,那么古代小說史寫作必將呈現新的樣貌。文學觀的迭代,是“重寫小說史”的前提。近二三十年來,對小說概念的檢討,是文學觀轉向的具體表現。西方文論中的“小說”與傳統學術話語中的“小說”并非完全對應。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的“小說”屬于子部,大多具有內容駁雜,形制短小的特點。子部小說雖不乏情節婉轉、敘述曲折的作品,總體而言仍與西方敘事小說不同??紤]到子部小說的實際情況,虛構敘事并不必然屬于文學敘事,具有虛構內容的文本并不一定都是文學性的文本。以敘事手法成熟與否來衡量古代小說文學性高下,本是強人所難。何況,經典敘事學研究也未必完全適用于古代小說領域,尤其是先唐小說。先唐小說恰恰是抑制文學想象的生發,并不講求文學性的,故敘事學作為理論工具,常使研究者束手縛腳,難以施展。性別敘事、空間敘事,亦不時有強加闡釋之嫌。除敘事學外,故事形態學、文體學研究的勃興,為“重寫小說史”提供了新的思路,同時也制造出新的問題。

        最后,跨學科研究為“重寫小說史”開辟了新的道路。從學術傳統看,古代小說研究應屬于歷史研究(最廣義上)的一部分。將古代小說視為“來自民間的社會史料”,已經積累了很多成果。然而,史學研究通常只是將小說視為考察典章制度、社會文化、物質生活、宗教活動的材料,或對小說加以史源學的檢討,極少將古代小說視為兼具文史意義的復合文獻。與之相對,文學研究過度強調古代小說的文學性,對小說的社會文化意義有所忽視。單一的文學或史學研究都存在局限,闡釋力不足以推動古代小說研究轉向。只有將古代小說還原到歷史語境中,才能充分認識小說文體性質。新史學的引入,提醒研究者留心古代小說與社會文化、古代士人知識結構的關系。文化史研究將小說文本還原到多元紛繁的歷史語境當中,借以窺視文本背后的社會文化心理。古代小說的很多特質難以歸類,只有突破單一的文學研究或史學研究,才能把握古代小說的文體特征。知識史研究試圖揭示古代小說與其歷史語境、知識背景的聯系,還原一個在古人看來不言自明的具體的意義與價值判斷系統。作為知識史、科技史分支的博物學研究也將目光投射到古代小說當中,深入挖掘古代小說與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學術之關系??鐚W科、多視角的交叉研究,不僅提升了古代小說的文本價值,也有助于考察文本背后的社會文化心理、思想與行為模式,進而影響對古代小說的評判,推動小說史寫作向前發展。

        總的來說,回顧近百年來的古代小說研究,不難發現一味地用符合西式標準的內容來構建相似的學術體系,不加思辨地盲目套用,就會出現違背古代小說實際情況的謬誤。小說史寫作中出現的謬誤,顯示出“重寫小說史”的必要性。“重寫小說史”的目的,是回歸中國語境,從古代小說的實際出發,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小說研究體系。在借鑒、吸取西方學術成果的同時,要避免完全以西方學術話語框范中國文學研究的現象,突出古代小說研究的民族性與主體性,是“重寫小說史”的意義所在。新文獻的發現、舊文獻的新解讀,文學研究的深入、跨學科研究的交融,是“重寫小說史”的路徑。

       ?。ㄗ髡撸夯暨_,系遼寧大學文學院講師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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