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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讓書法接上“地氣”——讀《中國書法十五講》

      2024-02-02 09:01 來源:光明日報

        《中國書法十五講》 方建勛  北京大學出版社

          【光明書話】

          中國書法歷來是精英藝術,它以古代文人的日常書寫為基礎,承載著傳統士大夫豐富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經驗。中國書法是傳統文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,也是新時代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資源。那么,如何讓高雅的書法藝術接上“地氣”,讓普通人正確地進入書法之門,從中汲取文化自信的養分呢?近日,北京大學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研究員方建勛出版的新著《中國書法十五講》,就是一本上佳的書法入門之作。

          該著由方建勛在北京大學給本科生開的一門書法課講義整理而成。這門通識課面向全校各專業學生開設,這就決定了它必須是通俗易懂的。要將晦澀的審美理論和玄奧的筆法技巧,用直白平易的方式講清楚,極有難度,不僅考驗作者的理論與實踐功底,還考驗作者的語言表達能力。好的書法家未必是好的老師。方建勛既有美學專業的理論背景又兼書法專業的實踐背景,同時還是北大校友書畫協會的教學總指導,長年從事書法教學的一線工作,其書法課深受北大師生的喜愛。朱良志評價說:“他能道出一般理論研究學者無法說清的切身體會和技巧,也能講出一般習書者無法理清的美學觀念和理論,言人所不能言,兼二者之長,講得深入而通透。”通讀下來,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深入淺出,明快通透,將復雜的理論問題通過轉喻或視覺化等方式淺顯化。以下試從三個方面評述。

          形與神

          形與神的關系是傳統藝術中的經典理論問題。“形”指形質結構,“神”指神采氣韻。所謂“書之妙道,神采為上,形質次之”(南朝王僧虔)。唐人亦有類似的說法:“深識書者,惟見神采,不見字形。”(中唐張懷瓘)繪畫中也有“以形寫神”(東晉顧愷之)的觀點。所謂“手揮五弦易,目送歸鴻難”,具體的形式結構容易呈現,但神情氣韻則往往讓人難以下筆。方建勛力求將這些不可見、不可說的“秘密”盡可能地說出來。書中專門用了一節講“神與氣”,回答怎樣才能見出神采的問題。他首先將神采落實到“筆力”“結構”“用墨”三個具體形質層面,指出用筆要有節奏和發力點;結構要做到協調,遵循“八面拱心”的原則;用墨要以黑而潤為主,“淡墨”容易傷神。若這三個方面都能做到,則“能夠給神采帶來巨大幫助”。他指出書法的神采有兩層含義,“一層是共性化的神采,另一層是個性化的神采”。共性屬于作品客體的特征,而個性則指向作者主體。“書法的可貴,不僅在于共性神采,更在于書者的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。”所謂“精神氣質”包含了作者的個性、情感、境界、格調等。個性、情感一般只有差異,不分高低,但境界、格調則不只是差異,還有高低之別。這不僅為書法敞開了一條差異化道路,還為書法的進階,指出了一條不斷探索、提升的道路。

          臨與創

          臨與創的關系是書法學習過程中的普遍難題。臨摹是我們學習書法的必經之路。有過書法學習經驗的人或許都能體會,學書一段時間后,對著范本臨得還有些模樣,可一旦脫離范本嘗試創作就寫成了沒有章法的“自由體”。對于這種現象,通常聽到的說法是臨得不像,只管多臨就是了,時間一到,自然就能寫出自我風格。人們往往把臨摹與創作理解為量變與質變的關系,剛開始臨的時候沒有自我,似乎只要等到某一天時機到了,就突然有了自我。面對范本,我們拋開自我的個性,盡可能地模擬再現范本的形跡,恨不能每一個轉折棱角的細節都不放過。方建勛指出,這些實際上是對臨帖的一種誤解。

          臨摹,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怎么臨、臨什么?作者認為書法技法的核心是筆法,筆法不只是現成的形跡,還包括運筆動作。“臨帖,就是盡量還原范本的筆法動作和運筆過程,而不是以形跡為核心”。他引用了大書法家徐渭的一個比喻:“手有飛鳥出林之形,書有飛鳥出林之影。”先有運筆動作之“形”,而后才有點畫字跡之“影”。如果局限于字跡之“影”,就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關于法帖的作用,為了便于理解,他又舉了古琴打譜的例子,古琴的譜子叫“減字譜”,其實就是指法譜,不像西方五線譜是記音譜。“減字譜”無節奏、無音準,只提供指法,這就給彈琴者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。書法臨帖亦同,法帖就如一個“譜”,只是提供了可以揣摩“運筆動作”的信息,我們要通過這些信息“想見揮運之時”。在這個過程中,存在一定的理解差異和書寫習慣的個體差異,但這種差異不是要努力消除,而恰恰是最為可貴之處,它奠基于我們獨特的生命經驗。

          所謂創作、出新,就是要呵護這種個體差異,將之培植為一種自覺的書寫意識,然后,在實踐中形成自己獨特的審美與書寫風格。徐渭說“臨摹直寄興”,就是說,臨與創之間“自我”始終是一以貫之、并無斷裂。即臨即創,區別只是“自我”處于微與顯的不同狀態而已。

          人與書

          人與書的關系可以說是中國書法中的終極命題。孫過庭《書譜》中談到“通會之際,人書俱老”。劉熙載《書概》中說:“書,如也。如其學,如其才,如其志,總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這是“書如其人”最為著名的表述。人與書究竟是何種關系,又是如何產生關系的?這是一個非常艱澀的理論問題,要用簡單直白的話說清楚是非常難的。

          方建勛用“神采”來結穴人與書之間的關系。前面我們說到了,書法的神采包含兩部分,一個是形式客體的,一個是書寫主體的。欣賞書法基于形式,但是最后的落腳點在于神采——“根源于書寫者這個人的獨特個性”。一種書法風格的建立,越是風格強烈者,越需要一種孤往的精神——其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感覺,如徐渭、金農、鄭板橋等。反過來,也是這些強烈的書風成就了這些個性鮮明的作者。人與書之間的關系并非單向的人格決定書風,或書風決定人格,而是相互敞開、彼此激活、共同生成的關系。

          書法中不能缺少主體的人格個性。方建勛指出,個性并非書法的最終目標,書法還要致力于追求境界。書法會受到主體的情感或情緒影響,但也有一些書法似乎游離于“人情”之外,采取“去人取天”的類型。如八大山人、弘一法師的書法,似乎蕩滌了情感的力量,進入人書合一的天人境界。“書者,散也。欲書先散懷抱”(蔡邕),散是一種生命修養的功夫,是要把遮蔽自己心性的“屏障”“灰塵”或“習氣”清除,從而恢復人的本初真性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我們說書法可以作為一種修行方式,通過書法的學習,提升我們的生命境界。

          (作者:周敏,系江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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